从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农信体系的成长与一轮轮化险和改革相伴。因此，辨析风险特征、风险根源，厘清各类改革举措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化险与改革、发展的关系，对于推动农信体系运行更健康可持续、进而有效发挥其支农支小主力军作用，极其关键。
对比前后两轮农信社改革前的全行业发展情况，不难发现，两轮改革前农信机构风险在覆盖面、区域分布特征上有差别。2000年前后，近一半的信用社出现亏损，超过半数的信用社已资不抵债。而本轮农信社改革所面对的高风险行社占比并不多，被认为农信社高风险机构较多的2019年底，高风险行社数量占农信机构数量的17%，且较集中地出现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部分省份，相应的资产占比则更低。
从风险根源看，2000年前后造成农信机构资不抵债的原因，除了有机构自身在治理、内控等方面的欠缺外，还有多数农信社与农行脱钩时承接的历史包袱。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花钱买机制”和吸收更多资金入股，农信社资不抵债问题得到阶段性化解；同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分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构建省联社或省级农信机构以履行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在补足农信体系的治理、决策、内控短板的基础上，也夯实了以省联社“大平台”化解小法人部分投入产出不经济、风险“免疫力”较低等问题的体制基础。
而本轮农信社改革所面临的风险原因更为复杂。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马九杰将高风险机构中农村中小银行占比偏高和农信机构的风险根源，总结为“事”“人”两类。前者是在“限域”经营的背景下，服务区域内产业相对单一带来的信贷投放相对集中，可能给中小银行造成信用风险。更多的是因“人”造成的风险，例如公司治理不健全引发的内部人控制、外部人操纵以及小银行经营管理“大银行化”等问题，其根源在于小银行并未发挥其优势，而是拿劣势与同业优势进行竞争，进而埋下风险隐患，也造成了小银行风险较高的表象。浙江省政协经济委副主任王小龙则坦言，农信机构较普遍存在风险“免疫力”偏弱的问题、部分地区机构经营成本偏高，但只有其中少数劣变为高风险机构，在较大程度上与其强行改制和盲目开展业务创新不无关系。2003年启动的农信社改革在产权结构和组织形式的改革上给予了多样化选择和差异化指导。但在后续改制中，一些不适合开展股份制改革的农信社存在强行改制现象，并出现股权过分集中、虚假出资、治理失效的不合规问题；还有机构在经营过程中偏离主责主业和自身业务优势，开展了一些脱离认知和能力范围的业务，形成难以把控的风险。
上述风险原因与《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中阐述的农合机构存在的问题基本一致。可以看到，在这些风险根源中，除了信贷投放在产业维度相对集中、运营成本偏高是农信机构经营本身就存在的短板外，其他风险来源在其他类型银行机构中都曾有发生，且高风险机构较多是对农信机构定位、改革路径的偏离。换言之，其与已形成的农信体系无关，在这种情况下寻求农信体制改革需要审慎考量。
从实际改革的推进情况看，目前省联社改革模式和具体举措带来的化险效果仍有不确定性。记者近年来采访到的省级农信机构相关负责人和县市农信机构高管的普遍看法是，在排查治理股东股权问题的基础上对小法人进行参控股，确实能够帮助其推进问题股东退出和阶段性补充资本，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小银行所面临的问题，如实质性风险处置、提升核心竞争力等。已推进改革的省份也谈到了他们对其他方面的担忧：考虑到化险、净息差走低等影响，如果注资无法在中短期内获得投资回报，中小银行战略和经营决策是否会受到注资企业影响，也有待后续观察。此外，以省级统一法人模式设立的省级农商银行，在改革后的经营管理上是否会“大银行化”，能否继续保有农村中小银行在运行、业务开展上的优势，也受到业内关注。
从以上的讨论和实践看，农信系统既不能“为了化险而改革”也不能“为改革而改革”，发展才是化险和改革的目的。在此过程中，风险只是农信机构探寻发展方式的“参照物”，分析不同风险根源，对比高风险机构和优质机构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和经营管理方式差异，可以更好辨析出哪些体制、制度应被保留，哪些制度机制需要被调整、又应如何调整。这是农信体系改革推进和更健康可持续运转的前提。
具体到每家机构，重塑小银行优势对现阶段的农信机构发展仍至关重要。
记者在近年来的实地采访中发现，不少农信机构业务开展和风控重点重新回归线下和一线业务端。部分机构高管告诉记者，过去几年的业务线上化有金融科技发展和客户行为线上化的推动作用，但也存在经济增长和数字化转型初期带来的“技术幻觉”；而在数字化转型一段时间和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部分线上产品的风控不足问题显现出来。不过，这不代表农信系统无需推进数字化转型，而是基于自身定位和优势，有选择地运用金融科技成果，以放大自身经营优势、提升客户体验。
农信机构长期服务本地客户，其优势首先体现为人缘、地缘，这就带来了较多软信息积累，可以更好支持其业务决策。随着金融科技发展，部分过去的软信息可能转变为硬信息，一些新的金融产品对软信息依赖度也有所降低。但在农业产业、农户家庭和农村地区信息仍不完备的情况下，小银行优势并没有被太多削弱，软信息在进行信贷决策时仍能发挥较大作用。相对的，受制于人员、网点少等原因，大行是很难获得同类优势的。在此基础上，农信机构还需要在决策中尽量保留这一优势成果，通过控制传递层级和产品标准化带来的影响，尽可能保留有效信息、特色化信息，以此指导业务开展和经营转型。
此外，农信体系更健康可持续还需要整个金融服务生态的优化。在过去几年的农信社改革过程中，对比改革决策，改革的实际推进情况相对缓慢，其中一个因素是县域过度竞争进一步压缩了农信机构可持续经营的空间，甚至部分机构抽贷断贷对个别地区信用环境造成影响，使得部分改革的阶段性指标无法达成，拖慢改革进程。不仅对于正在推进省联社改革的省份，所有地区金融机构的健康可持续经营都需要生态的优化。对此，监管部门需要对不同类型机构的业务结构、定位等给出更明确指导，不同类型机构也需要在探索中找准自身优势、发挥优势，为县域金融生态改善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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